Meta乱套了？28岁新贵让一众老臣窒息；扎克伯格还默许“蒸馏”千问

　　28岁的空降新贵，正在让Meta一众老臣们窒息。

　　在Meta总部那间被红杉树环绕的玻璃房里，汪滔（Alexandr Wang）和他的TBD实验室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“特权阶级”。这位行事生猛的首席AI官，不仅在物理上将团队与传统官僚体系隔绝，更在资源上极度强势：他强行从元宇宙部门（Reality Labs）“割肉” 20亿美元预算，并公然拒绝将算力优先服务于赚钱的广告业务。

　　（图片由AI生成）

　　更令内部震惊的是技术路线的“无底线”转向。为了让代号“牛油果”的闭源模型快速上位，Meta放弃了纯粹自研，转而走上了“捷径”，直接“蒸馏”竞争对手的智慧。其训练来源不仅包括谷歌Gemma和OpenAI开源模型，甚至赫然出现了阿里Qwen。

　　对此，围观群众不禁感叹，新老派系仅用五个月就陷入“敌我对立”，Meta恐怕创下了硅谷高管团队“水土不服”的最快纪录。

　　在这场高层内战中，阵营的划分已是泾渭分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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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· 一方面，汪滔和他的TBD实验室雄心万丈，誓要打造“如神一般的AI超级智能”，力求在与OpenAI和谷歌的竞赛中弯道超车。

　　· 另一方面，以首席产品官克里斯·考克斯（Chris Cox）和首席技术官安德鲁·博斯沃思（Andrew Bosworth）为代表的Meta老臣们，则更希望将AI的即时价值聚焦于优化Facebook、Instagram的信息流和广告业务。

　　是追逐星辰大海的AI前沿，还是固守带来营收的社交媒体基本盘？这个根本性的分歧，正让扎克伯格在左右为难中，承担起平衡一切的重任。

　　一、资源转移：新AI的“造神”之路与老部门的“失血”之痛

　　为了让TBD实验室顺利冲刺“超级智能”，Meta正进行一场堪称“大换血”的资源倾斜。

　　知情人士透露，原本分配给博斯沃思领导的虚拟现实/增强现实部门Reality Labs的预算，被要求削减高达20亿美元，而这些资金已直接转入汪滔 团队的“军费”之中。此举如同釜底抽薪，凸显了AI在公司战略中的绝对优先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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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然而，资源分配的倾斜引发了内部的剧烈震荡。负责社交媒体排序算法的员工提出了尖锐的质疑：为什么公司新增的算力资源，不应该优先投入到能立竿见影产生收入的现有业务改进上，而非押注于短期内尚无盈利模式的AI模型训练？

　　风险投资公司Theory Ventures的普通合伙人托马斯·通古兹（Tomasz Tunguz）指出：“Meta花费巨资引进汪滔，赋予其完全自主权，这必然意味着许多既往的工作方式被忽视，这是一场艰难的权力转移。”

　　尽管Meta发言人否认了具体的预算转移和冲突，但高层围绕AI应用优先级的争论，已是公开的秘密。

　　二、战略巨变：从“开源”信仰到“封闭”变现的商业转向

　　这场内部冲突的背后，是Meta AI商业战略的一次史诗级转向。曾长期将AI模型（如Llama系列）“开源”视为信仰、并将其比作安卓系统的扎克伯格，如今正走向一条更注重变现的“封闭”之路。

　　知情人士爆料，代号为 “牛油果”（Avocado）的新一代前沿模型预计将于明年春季登场，且极有可能以“封闭”模式发布。这意味着Meta将能对其严密管控，并通过出售访问权限来实现商业化，这与OpenAI和谷歌的模式不谋而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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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汪滔正是“封闭模式”的坚定支持者。此前，Meta的Llama 4模型表现不佳，令扎克伯格深感失望，也促使他迅速边缘化了部分参与开源项目的人员，并亲自招募新团队。

　　更引人关注的是，“牛油果”的训练过程中使用了包括谷歌Gemma、OpenAI的gpt-oss以及阿里巴巴Qwen模型作为蒸馏对象。这一举动标志着扎克伯格态度的转变，他曾公开对中国模型表示担忧，但为了追赶进度，现在已经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，全力以赴。

　　这种从“开放”到“管控”、从“信仰”到“变现”的快速转型，显示出Meta在AI竞赛中已承受巨大的时间压力。

　　三、新帅与老臣子的“路线之争”：谁能主导未来？

　　新团队TBD实验室的任务清晰而单一：纠正前代生成式AI团队的失误，并最终构建超级智能。

　　然而，新旧派系对AI价值的理解存在明显的“路线之争”。考克斯曾提议，汪滔的新AI模型是否可以像谷歌利用YouTube数据那样，用Instagram的数据进行训练以改进推荐算法。

　　然而，汪滔反对这种“产品先行”的思路，他认为在AI模型训练过程中引入特定的业务任务会使其复杂化，可能拖延实现“超级智能”的宏伟目标。他对考克斯更关注于改进自己产品的态度感到不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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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场争论尚未有定论，但它折射出Meta内部对于“超级智能”究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技术灯塔，还是一个服务于现有商业帝国的强大工具，存在着深刻的分歧。

　　同时，扎克伯格也面临华尔街的拷问。他已承诺投入6000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，并持续重金投入AI至2026年，这让部分投资者感到担忧：这场耗资巨大的豪赌，究竟何时才能贡献利润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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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四、舆论危机与人才流失：超级智能的“双刃剑”

　　在内部矛盾与战略转向的同时，Meta的AI之路也并非坦途。

　　在重组过程中，公司流失了数十名高级AI研究人员，包括首席营收官 约翰·赫格曼（John Hegeman） 和AI业务负责人 史宗玮（Clara Shih），甚至被誉为“AI教父”的首席AI科学家杨立昆也因对资源分配和开源策略感到沮丧而离开。今年10月份，Meta在更在AI部门裁减了600名员工，只有TBD实验室得以幸免。

　　更棘手的是，TBD实验室公开宣称的目标——实现“超级智能”，正成为一把“双刃剑”。市场调研显示，这个术语在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中引发了对AI不受控制的恐惧，特别是在欧洲。一些科技名流甚至呼吁禁止开发这类系统。这迫使Meta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在公关和监管沟通上，以期将“超级智能”的愿景推销给用户、监管机构和投资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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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人才流失、理念冲突、巨额投入与商业变现的重重压力之下，28岁的汪滔和41岁的扎克伯格，正背负着改变Meta命运的使命。

　　有网友甚至发出了更悲观的预言，认为Meta当前新老团队在战略与文化上的激烈撕裂，正是衰败的征兆：

　　“正如我之前所言，Meta迟早会步AOL的后尘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。”

　　现在，留给汪滔和扎克伯格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他们不仅要证明“超级智能”的存在，更要证明这家巨头还有自我革新的能力。（小小）